东莞：近代名人的摇篮

东莞，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岭南名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蚝岗贝丘遗址见证了早期人类的活动踪迹，历经千年的发展与传承，莞邑文化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为这片土地孕育出众多杰出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古代起，东莞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商贸往来，成为对外交流的前沿阵地。莞香、莞草等特产远销海外，却金亭碑、至正铜钟等历史遗迹铭刻着对外交往的印记，广九铁路石龙站更是在近现代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丰富滋养。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东莞更是涌现出一批在各个领域熠熠生辉的名人，他们或在政治舞台上展现非凡谋略，或在学术领域里开疆拓土，或在艺术天地中独树一帜，或在体育赛场上奋勇争先，以各自的卓越成就和崇高精神，为东莞增光添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进的楷模。

英勇卫国的抗日名将：蒋光鼐

蒋光鼐，字憬然，1888 年出生于广东东莞虎门的书香世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心怀救国之志。早年父母双亡，家境中落，但他并未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改变国家命运的决心。1906 年，蒋光鼐考入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新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开始踏上了革命之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毅然投身其中，与陈铭枢、李章达等人奔赴武昌，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登陆和收复汉口的战斗，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军事才能。此后，他又进入保定军校深造，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

在其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中，蒋光鼐参与了诸多重要战役和历史事件，如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在这些战斗中，他屡立战功，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然而，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是那场惊心动魄的淞沪抗战。

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 “一・二八” 事变，妄图侵占上海，进而扩大其在华的侵略势力。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行径，他毫不畏惧，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毅然决然地决定抗击日寇，保卫上海。他抱病离开医院，奔赴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并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弃”，表达了誓死守卫国土、抵御强敌的坚定决心。

在战斗中，蒋光鼐充分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他精心部署防线，灵活调配兵力，指挥十九路军将士们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火力，向中国军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但十九路军将士们毫不退缩，在蒋光鼐的指挥下，顽强抵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一次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的 “四小时占领上海” 的狂言彻底破灭。

淞沪抗战持续了一个多月，期间，蒋光鼐始终坚守在前线，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共同抵御外敌。他不仅要面对日军的军事压力，还要应对来自南京政府内部的种种干扰和压力。南京政府曾多次要求十九路军停止抵抗，但蒋光鼐坚决拒绝执行这些不合理的命令，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保卫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不能轻易退缩。在他的带领下，十九路军以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抗日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也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力量。

淞沪抗战后，蒋光鼐因坚决抗日而遭到国民党内部的排挤，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抗日救亡的信念。他先后参与筹划了 “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斗争；还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继续为联合抗日奔走呼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爱国情怀，为抗击外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为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运用到经济建设领域，积极推动纺织工业的现代化进程，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深入基层调研，了解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7 年 6 月 8 日，蒋光鼐病逝于北京，但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他的故居也被列为东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人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众多的游客和学生前来参观学习，感受蒋光鼐将军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汲取奋进的力量。

法学奠基者：王宠惠

王宠惠，字亮畴，1881 年出生于香港的传教士家庭，祖籍广东东莞。他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其日后在法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1895 年，年仅 14 岁的王宠惠考入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攻读法律学门，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天赋和刻苦精神，成为该校首届法科毕业生，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 “钦字第一号” 文凭，开启了他辉煌的学术与政治生涯。

王宠惠的法学造诣极高，在多个领域都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堪称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等多部重要法学著作，深入探讨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与方针，其法学思想为中华民国的立宪奠定了理论基础，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他所著的《五权宪法》，对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提供了独特的思路和理论支撑，对后世的政治体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他还是第一个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人，其译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英译本，成为众多美国大学的教科书，为中西方法学交流搭建了重要的桥梁，促进了中国法学界对世界先进民法理论的学习与借鉴，推动了中国民法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在其漫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王宠惠活跃于国内政治舞台，担任了众多重要职务，如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外交顾问、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维护国家利益、推动法治建设和促进国际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1911 年，王宠惠回国参与辛亥革命，次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成功解决了泗水事件，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民族立场。他据理力争，要求荷兰政府严惩凶手并给予赔偿，有力地维护了海外华侨的权益，也为新生的中华民国赢得了国际声誉，打破了清末以来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新政府捍卫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的决心与能力。

在护国运动中，王宠惠被任命为军务院外交副使，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为维护共和制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19 年，他不仅参与组织国民外交协会，还积极营救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主精神，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觉醒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0 年，王宠惠参与华盛顿会议，在会议上与美方确立了 “罗脱四原则”，为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和斗争。他深刻认识到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损害，积极倡导废除治外法权，为恢复中国司法和行政的完整性不懈努力，致力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1925 年，王宠惠被任命为法权会议的中国委员，并于次年参加法权会议，在会议中积极阐述中国的立场和诉求，希望各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为推动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付出了诸多心血，虽未能立即实现这一目标，但为后续的外交斗争和法律改革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王宠惠于 1937 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外交部长，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承担起了维护国家利益、争取国际支持的重任。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各国进行沟通与协商，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抗战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定尊重和支持，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

1941 年，王宠惠改任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随后跟随蒋介石访问印度，参加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他凭借深厚的法学素养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为《开罗宣言》的起草和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英国代表试图模糊中国领土主权的措辞，王宠惠据理力争，坚决主张日本必须 “归还” 中国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明确了这些地区的归属，从国际法的角度为中国领土完整提供了有力保障，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战后中国领土的收复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其贡献不可磨灭。

1945 年，王宠惠作为中国代表参与旧金山会议，对《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和制定贡献了重要智慧和力量，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见证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平台和机遇。

王宠惠的一生，学贯中西，德才兼备，无论是在法学研究、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外交领域，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和成就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学术遗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法律人、政治家和外交家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农业教育先驱：邓植仪

邓植仪，1888 年出生于广东东莞桥头邓屋村。自幼目睹农民在封建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困苦，受父亲 “农为根本” 思想熏陶，决心学农报国，于 1909 年赴美留学，主攻土壤学，1914 年获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后毅然回国。

上世纪 20 年代初，邓植仪参与筹建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长期担任两校教授、农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务，是广东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他重视教学与实践结合，培养众多农业人才，为农业教育事业奠定基础，其教育理念与实践影响深远，激励着后来者投身农业教育。

同时，邓植仪也是中国土壤科学奠基人之一。1930 年创建广东土壤调查所，率先在广东开展分县土壤调查，1935 年创建中山大学研究院土壤学部，为当时国内唯一培养土壤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机构，并与彭家元合著《土壤学》教材。他还多次组织对广东农业的调查研究，包括对各县农业概况、蚕丝蔗糖产区、化肥使用等方面的调查，并发表诸多有价值的报告和著作，如《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等，为广东土壤改良和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研究成果在农业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推动了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为后人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古文字学大家：容庚

容庚，原名容肇庚，字子希，号颂斋，1894 年出生于广东东莞的书宦世家。自幼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四舅邓尔雅的引导下，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邓尔雅是近代杰出的文字学家和集诗、书、画、印多方成就于一身的通才艺术家，容庚自幼随其学治印，由此接触到金石学，并开始翻阅许慎《说文解字》、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等书，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6 年，容庚从东莞中学毕业后，一边在家乡任教，一边潜心编写《金文编》，历时数年完成初稿。1922 年，他带着《金文编》北上求学，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推荐，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5 年，《金文编》正式出版，该书广泛收集商周金文字形，字形摹写及考释准确，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受到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的高度称赞，成为古文字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之作，也奠定了容庚在学术界的地位。此后，容庚相继受聘于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务，同时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等职，充分利用高校和故宫的丰富资源，在甲骨文、书画、篆刻和帖学等多个领域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容庚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发表 27 部专著，50 多篇论文，总计 800 多万字。其代表作除了《金文编》外，还有《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等，这些著作对中国青铜器作了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是国内青铜器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为古文字学者和考古学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在书画研究方面，容庚也独具慧眼，收藏颇丰，并编撰有《颂斋书画录》等著作。他还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考古组织 “考古学社”，出版《考古社刊》，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容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位文物保护者和收藏家。他看到古物外流深感痛心，便节衣缩食，用自己的积蓄和稿费购买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青铜器和书画作品，如春秋晋国错金铭文栾书缶等。晚年时，他秉持 “文物乃国家之公器” 的信念，将毕生所藏陆续捐给国家，其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令人敬仰。容庚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为中国古文字学、考古学和文化传承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东莞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璀璨明星。

医史研究开拓者：王吉民

王吉民，1889 年出生于广东东莞虎门镇，在医学史研究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毕业于香港西医大学堂，在行医之余，醉心于医学史的探索，凭借深厚的中西方医学知识底蕴和对历史文化的敏锐洞察力，成为了中国医史研究的先驱人物。

1932 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著的英文版《中国医史》问世，这部巨著宛如一座桥梁，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首次系统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王吉民精心撰写，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史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医学从传说时期到争鸣时期的漫长发展脉络，详尽阐述了各个阶段的医学成就、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体系，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下篇则由伍连德负责，聚焦于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后的转折时期，生动呈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医学的变革与发展，让西方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医学在时代浪潮中的探索与前行。这部著作出版后，迅速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众多国家的医学图书馆珍藏，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医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力地纠正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医学的诸多偏见和误解。

此外，王吉民还独自撰写了《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等著作，这些作品以详实的资料和独到的见解，深入挖掘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众多发明创造和独特疗法，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医学领域的智慧与创造力，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内涵，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思路。

王吉民不仅在学术著作上成果斐然，还积极投身于医学史研究的组织和推广工作。他与伍连德、李涛等志同道合之士在中华医学会发起成立了 “医史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一组织便是后来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的前身，为凝聚医史研究力量、推动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他大力倡议并多方筹划建立中国医史博物馆，经过不懈努力，1938 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在上海成立，王吉民担任馆长。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尽管面临着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等重重困难，他依然坚守岗位，致力于博物馆的建设和文物的收集整理工作，使博物馆在困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保存中国医学文物、传承医学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吉民继续为医学史研究事业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49 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66 年被增选为院士，这一系列荣誉是国际学术界对他在医学史研究领域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医学史研究不懈奋斗的一生，其开创性的工作为后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领着更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探索，使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让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在世界医学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巾帼泳坛英雄：杨秀琼

杨秀琼，这位 20 世纪 30 年代泳坛的璀璨明星，出生于广东东莞的 “游泳之乡”。自幼便与水结缘，展现出了非凡的游泳天赋，6 岁时就能在家乡的水域中自如畅游，被邻里称为 “水鸭子”。

1930 年，年仅 12 岁的杨秀琼在全港华洋游泳锦标赛上初露锋芒，一举夺得 50 米和 100 米自由泳两项冠军，从此开启了她辉煌的运动生涯。此后，她在各类赛事中屡创佳绩，成为香港泳坛的领军人物，被誉为 “南国美人鱼”。

1933 年，15 岁的杨秀琼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大放异彩，囊括女子游泳全部金牌，打破多项全国纪录，瞬间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其 “美人鱼” 的雅号更是家喻户晓。次年，她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再次斩获多项冠军，为国争光，成为首位在国际性大赛中获得金牌的中国女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女子游泳的实力与风采。

1936 年，杨秀琼踏上了奥运会的赛场，成为中国游泳女选手的奥运首秀代表。尽管在预赛中未能进入复赛，但她在 100 米自由泳和 400 米自由泳项目中分别游出的 1 分 21 秒 2 和 6 分 45 秒 2 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和亚洲纪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运动员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精神。

杨秀琼的成功，不仅在于她出色的运动成绩，更在于她为中国女子游泳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在那个女性参与体育运动尚不普遍的年代，她以自己的勇敢和坚持，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引领了中国女子游泳的热潮，激励着更多女性投身于体育运动，展现出了东莞女性坚韧不拔、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岭南隶书巨擘：林直勉

林直勉，1888 年生于广东增城，后定居东莞石龙。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更是广东书坛开隶书新法门的书法家。其汉隶书法独树一帜，有 “临碑直勉” 之美誉。

林直勉的隶书不落清代隶书窠臼，直接取法汉魏，博采众长且兼收并蓄，不拘泥于一碑一体一家。其字貌丰骨劲、雄健洒脱，兼具邓石如之刚与吴让之之柔，自成一派。吴昌硕赞其 “后生可畏”，简经纶称 “勉君在不敢问隶”，足见其书法之精妙。

当时广东书法界隶书受其影响极大，模仿者众多，林直勉的隶书堪称一枝独秀。尽管他英年早逝，传世作品有限，又因涉廖案入狱，致使其书法成就鲜为人知，但他在隶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容小觑，为岭南书法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书法理念与风格对后世书法家影响深远，是东莞近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杰出代表之一。

名人精神永流传

东莞近代名人辈出，蒋光鼐的英勇无畏、王宠惠的法学智慧、邓植仪的农业开拓、容庚的学术专精、王吉民的医史贡献、杨秀琼的体育拼搏以及林直勉的书法创新，在各自领域绽放光彩，他们不仅为东莞增添荣耀，更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和精神，是东莞的宝贵财富，也激励着当代人在新时代传承先辈精神，勇于担当，积极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让东莞这座历史名城在新时代继续书写辉煌篇章。